重探中日戰爭

出版社： 麥田(城邦)
作者： 川島真、岩谷將
譯者： 周俊宇、陳柏傑等人
規格： 14.8x21
裝訂： 平裝
頁數： 584
出版日： 05/28/2026
ISBN 13 : 9786263107977
內容簡介： 從小事件到國與國之間的大爭端
新史料、新視角，重探中日戰爭

新史料──
l 閻錫山竊聽第二九軍相關電報
l 蔣介石日記中的執政者立場

新視角──
l 加害者軍方與受害者民眾的角度
l 民族主義帶來的聖地觀光
l 第三勢力在戰爭中的崛起
l 如何結束戰爭
l 戰後的歷史記憶

全書特色
l 修正對中日戰爭的既有定見，強調以新發現史料與新研究視角進行實證檢證。
l 結合中國（特別是中華民國新史料）、日本國內政治與社會、國際聯盟與戰後聯合國的脈絡來重構戰爭群像。
l 從戰爭爆發前的決策、戰爭指導、社會動員，到合作政權、戰爭終結方式，再延伸到戰後記憶與歷史政策。

以盧溝橋事變為開端的中日戰爭，對兩國甚至整個東亞影響甚巨，本書分析日本國內政治和社會、蔣介石日記等中文史料，同時以歐美為中心的國際形勢的基礎上，重新建構新的歷史看法。從戰爭源起到戰後至今的各種影響，本書都以詳盡且獨特的視野全面探討。

關於中日戰爭的研究，已有極為深厚的積累。即便如此，仍有新的史料可供利用，以及新的研究視角出現等因素，使得研究日益補充、更新，角度趨於多樣化。
時至今日，有關中日戰爭史研究可以看到幾種新的研究動向。第一，雖然這是歷史學裡所經常被要求，而不限於戰爭史，但是依據新出土史料的實證研究有所進展。主要是中華民國方面有新的史料可資利用，得以進行更精緻的實證〔研究〕。岩谷將的論文〈盧溝橋事件的當地交涉〉就使用閻錫山竊聽第二九軍相關電報等中華民國方面史料，釐清了有關盧溝橋事件在過去不明確的在地詳細交涉過程。為什麼應該是「小事件」的盧溝橋事件未能平息，而導致了中日戰爭？岩谷指出，當地恢復原狀的力量已經很弱，部隊層級的信賴關係也下降了，再加上日中雙方對對方戰力的估計錯誤，對戰爭結束方法的認識也不同。這些都是導致長期戰爭的背景。
黃自進特別為本書撰寫的〈「攘外政策」的再探討──蔣介石與華北危機〉，針對滿洲事變後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的「攘外」，不是依據民族主義，而是根據蔣介石的觀點來探討他為何採用這樣的政策，以及一九三一年到三七年間「攘外政策」在各地區和各時期的差異。關於前者，他指出蔣介石是依重要程度來決定華中、華北、熱河這三個地區的序列；至於後者，則時時因應國內外情勢來決定政策，因此在不同時期可見差異。「安內攘外」政策也是中國共產黨強烈批判的對象，另一方面在同一時代亦遭保守立場人士批判為「軟弱」，但由執政者的觀點來看，就能補上新的史實。

第一章 〈戰爭末期的中國戰線與東南亞戰線──「一號作戰」與「緬甸作戰」的衝擊與波紋〉（波多野澄雄）
是以朝向終結的動向，即聚焦「（讓）戰爭結束的方式」，更勝於戰爭的起源或開戰的過程、開展，來關注戰爭史的研究動向。這也和收錄於本書的幾篇論文指出與戰後的連續性、非連續性的論點相同。本章注意到了「戰爭的本質意義即軍事衝突及其意義」，處理了日中戰爭末期的日軍的兩場大作戰，即一號作戰與緬甸作戰。兩者皆是壯烈的戰鬥，但在被迫苦戰的一號作戰後，結果是國民黨的勢力退縮，中國共產黨成功擴大其地盤；另一方面在緬甸作戰中，中華民國一面與日本的亞洲民族解放論對抗，一面摸索著與英美等殖民主義相異的自有「脫離殖民」政策，但那未必如願而行。圍繞著這兩場作戰的樣貌不只凸顯了戰後中國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提示了國族主義、國際主義、殖民主義╱去殖民化這些戰後亞洲的課題。這應該可以說是由東亞史的廣闊視野，以及與戰後史的連續性中來嘗試掌握的觀點。

第二章 〈「戰爭遺留問題」與「對日新思惟」──江澤民、胡錦濤政權時期的對日歷史政策〉（川島真）
是由戰後和解或記憶形成、歷史認識等面向來理解戰爭史的研究動向。本章指出在反日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等話語下，中國內部對於日中戰爭的理解和對日歷史政策看似固定，但可看到論述和看法的分歧，而且在這二十年左右又有新的政策被制定出來。戰爭遺留問題意指和戰爭相關的被遺留問題，但該文指出在日本要給戰爭問題做個了結時，以及有關戰爭的問題趨於劇烈時，在中日民間層級的合作下這個說法受到矚目。而且，對日新思惟」是對於這個想法的對立主張，但卻被指摘其與日本國內保守勢力的關係性，而被迫退縮。這提醒我們日中戰爭依然未化作「歷史」，為了理解歷史認識問題，以及思考「解決」，不僅是歷史本身，也必需理解這樣一種歷史相關的討論。

第三章 〈中日戰爭期（一九三七～四一）下日本的戰爭領導體制〉（戶部良一）
細緻地描繪出日本戰爭領導體制的形成過程。原先認為會在短期間內結束的中日戰爭轉趨長期，在這過程中需有戰爭領導機構，有種種組織先後出現又消失，未見一貫性，還有最後設置的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等機關與其說是迅速的決策機關，不如說是調整機關，為了調整投注了許多的時間與勞力。

第四章 〈日本國家總動員體制的動搖──一九三八～三九年〉（森靖夫）
以大眾媒體的言論為素材，由所謂「國民」的觀點來照射國家總動員法制定後的體制實態。過去有關總動員體制，一般的理解是陸軍依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參考了埃里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的方式建構了體制，但他指出文官和民間人士也主張這個體制形成的必要性，甚至主導了制度的設計。並且，以國家總動員法公布到一九三九年底為對象，其實在該法公布後，在報章雜誌上始終公然可見對於政府主導國家總動員體制的不滿，即政府過度的介入干涉等受到了批判。這個討論將會連結到重新思考有關戰爭分成加害者即軍方、被害者即民眾的二分法論述。

第五章 〈總力戰體制與「聖地」觀光──「鍛鍊」與「信仰」〉（平山昇）
戰爭期間形成的「聖地」（天皇陵墓和神社等）觀光，伴隨著中日戰爭爆發後總動員體制的形成而邁向巔峰。在戰爭時期，「自肅」籠罩著社會，非必要性的娛樂遭到壓抑，正因如此才會在戰爭下追求可能的娛樂。於是國族主義的色彩濃厚，能夠「施展身手」舉辦，但又具備娛樂要素的某種「聖地」觀光出現並變成一種流行。並且，不只神社，寺院也被含納其中等等，可謂確保了一定程度多樣性，其中部分也改變形式在戰後傳承下來。

第六章 〈盧溝橋事件的當地交涉〉（岩谷將）
使用閻錫山竊聽第二十九軍相關電報等中華民國方面史料，釐清了有關盧溝橋事件在過去不明確的在地詳細交涉過程。為什麼應該是「小事件」的盧溝橋事件未能平息，而導致了中日戰爭？岩谷將指出，當地恢復原狀的力量已經很弱，部隊層級的信賴關係也下降，再加上中日雙方對對方戰力錯誤評估，對戰爭結束方法的認識也不同。這些都是導致長期戰爭的背景。

第七章 〈國際機構中的「技術」與「政治」──戰爭、國家建設、國族主義的夾縫間〉（帶谷俊輔）從國際性脈絡來重新理解戰爭史的研究動向。則關注了過去只聚焦於滿洲事變、日本退出國際聯盟等事項的國際聯盟與（朝向）日中戰爭（過程）的關係，著重在衛生保健面上的技術合作來描繪出新的歷史圖像。日本雖然在一九三三年所謂退出了國際聯盟，惟並未停止參與聯盟事業，可以看到在中國也對於透過聯盟的技術合作來介入國家建設，對此則出現了應該加以利用的看法，以及基於國族主義的反彈。不過，這些技術合作達到了中國政府預設以上的成果，而這樣一個技術合作的聯盟介入方式，也為戰後的聯合國所繼承。


第八章 〈占領地的中國第三勢力──以中國社會黨、中國國家社會黨為中心〉（關智英）
試圖以參與汪精衛政權的第三勢力中心人物江亢虎為例，從包含中國青年黨在內的第三勢力觀點來重新理解汪精衛政權，以及日中戰爭的實質內涵。有關汪精衛政權，藉由從與第三勢力關係性的這個中國國內政治脈絡，而不只是與重慶國民政府或日本的關係來重新理解汪精衛政權，試著開創新的研究視角。部分由於汪精衛政權打出「憲政」旗號，對於第三勢力而言，誠然存在著局限，但在參與中央政治的層面上仍是具有魅力的場域。

特約專文 〈「攘外政策」的再思：蔣介石與華北危局〉（黃自進）
針對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的「攘外」，不是依據民族主義，而是根據蔣介石的觀點來探討他為何採用這樣的政策，以及一九三一年到三七年間「攘外政策」在各地區和各時期的差異。關於前者，他指出蔣介石是依重要程度來決定華中、華北、熱河這三個地區的序列；至於後者，則時時因應國內外情勢來決定政策，因此在不同時期可見差異。「安內攘外」政策也是中國共產黨強烈批判的對象，另一方面在同一時代亦遭保守立場人士批判為「軟弱」，但由執政者的觀點來看，就能補上新的史實。

如前所述，本書是對於有關中日戰爭史的種種既定概念，由新史料與新觀點來描繪中日戰爭史新面貌的嘗試；與此同時，也是藉由與戰後的關係和東亞、全球空間的觀點等等，更加宏觀地設定時間與空間以獲致新觀點的嘗試。在對於中日戰爭史的視線和評價不斷地變化當中，我們期待本書能將這般現狀下的評價作為研究對象，另一方面也盼能呈現歷史實證性的工作依然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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